《陈维崧年谱》序·袁世硕
袁世硕，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专家、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首席专家。著有《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评传》(合著)、《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等，主编《元曲百科辞典》《王士禛全集》等。
绚隆十馀年来于人文社编辑工作之馀暇，留心清代大词人陈维崧的著作及有关其人其事的文献，广泛阅览，细心爬梳剔抉，日积月累，作成一部新的《陈维崧年谱》。绚隆曾经跟我学习，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主要研究陈维崧的词，在年谱写作中亦时而有所交流商讨，文稿初成我有先读之快，也就难逃推毂之责了。
为名人编写年谱，逐年记出谱主一生的经历、行事、交游、著述，是为完整、深入认识、评论其人的功德、业绩、历史地位，提供出一份坚实的事实依据。按梁启超的说法，属于史学工作。为主要以文学创作而著称于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家作年谱，虽然仍重在记出谱主一生的事迹，但却要侧重其文学创作的情况，记出若干重要作品的写作年月，以便于联系当时的时事和谱主的处境，理解作品的意旨、意义，中国的年谱肇始于宋人为韩愈文、杜甫诗进行编年，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文学家的一生往往是比较平淡无奇，无缘参与国事，没有做出过值得称道的事业，而关系到其人的生存状况、生命历程的事情，又往往蕴含于文学作品里，要发掘出来。文学作品里蕴含的人事，有的比确知其生卒年月，仕历、游历的具体状况，还更为重要，对了解作为文学家的谱主更有意义。所以，为文学家编写年谱，既要尽力搜求有关的文献史料，也要研读谱主的诗文，揭示出其中蕴含的人事和谱主的心理心态，这才能够丰富、深化对谱主其人的认识。
绚隆作此《陈维崧年谱》，于文献资料的搜求上是很用心费力的，谱后所附“参考书目”多达千种，谱中都有所征引，便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有的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参考引用过的书，如传本极少的《亳里陈氏家乘》、以前研究者没有使用过的《迦陵词》手稿本、民国抄本《商丘县续志资料》，绚隆都假之稽考出有意义的内容。如亳里陈氏世系表的绘制，对陈维崧祖、父两代人的记述，由陈维崧的《贺新郎·弓冶弟万里省亲，三年旋里，于其归也，悲喜交集，词以赠之，并怀卫玉叔暨汉槎吴子，用赠柳敬亭原韵》词，抉出其族叔陈玉铸受南闱科场案或通海案株连而流放宁古塔的事情，就是依靠这部在陈维崧的家乡宜兴找到的书做出的。《商丘县续志资料》等几部河南的地方志，使绚隆开拓了对陈维崧在河南漂泊生涯的考察，更有意义的是加深了对宜兴陈氏与商丘侯方域家族至为密切的关系的了解。这是已往研究者不甚关顾的事情。
迦陵词的刊本都是以词调为类分别编排的，许多篇什作期不明。绚隆找到了基本上以写作时间为序的《迦陵词》手稿本，这便使许多作期不明的词作的作期得以确定下来，分别系入各个年月中，有助于对词作的理解和诠释。如《水龙吟·咏杜鹃花》，载于《迦陵词全集》卷二十三，作期不明。此词在这部手稿本中载于第八册，下面紧接的一首是《夏临初·本意》，题下注：“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癸丑是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为明末帝崇祯忌日，玩味词之本意，是假伤春暮而抒悼明亡之哀思。《水龙吟·咏杜鹃花》下阕有云：“距料年年，每当开日，便成春暮。”词末又有评语云：“是花？是鸟？是蜀帝灵光？惝恍不可捉摸。”实则是让人“捉摸”所咏花、鸟、蜀帝个中的意思，不可停留在字面上的花、鸟及其作为典故的蜀帝上。可见此词也是寄托遥深，与作于作为明亡之重要标志的崇祯帝忌日的《夏临初》所抒之情是一样的，也当为同一年的暮春所作。
绚隆汇集的有关陈维崧的材料非常繁富，于其自述和他人所记其行迹外，又注重从其自作诗、词、文和友人所赠答诗词文勾稽出其行事和身心状态，遂使这部年谱的内容延展得很宽，记述到的人物多达上千人，把谱主陈维崧的家世、一生经历行迹和文学创作的情况，依时序记载得空前的细致、具体，展示出了一个真实、完整的历史文化名人的一生实况。
周绚隆《陈维崧年谱》
（年再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谱》记出陈维崧在明末成年前后，便曾随其父陈贞慧到南京，认识了那群以意气名节相矜持的复社文人，不独受其感染，还先后从吴应箕学制艺文，从陈子龙学诗，侯方域在明清易代之际，为避难曾躲在宜兴陈家，也曾与之研讨文章。清兵渡江，吴应箕、陈子龙先后殉国难，更对他造成沉痛的心灵创伤，成为终生抹不掉的痛苦回忆。这便不难理解，到了康熙十二年（），他已经在努力谋求出仕的时候，还记得崇祯帝的忌日，“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作《夏初临》等词，抒写内心兴亡之悲。
陈维崧在明末是进了学的，入清曾绝意进取，放弃了诸生籍，而后来又恢复了学籍，并且日益迫切地谋求出路。这个中缘故，如果只归因于清王朝已经巩固，社会安定了下来，作为封建文人的功名心改变了原来的人生价值取向，固然不错，但却失于笼统，缺乏陈维崧个人生命历程的实际内容。《年谱》中记载了他入清后遭遇的多种灾难，如家族矛盾，强人的绑架勒索，族人的侵产夺舍，仇家（与之有世仇的周延儒家）的生衅滋事，受亲戚周鍭谋反案株连，父亲陈贞慧及二弟陈维嵋曾被捕入狱，家产损毁殆尽，又时时受到官府的威胁，不得不经常外出依人。他最初恢复诸生籍，如陈维嵋所说，是由于“邑中有仇者乘隙构难端”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因为这样可以表示与新王朝无异心，还可以享受到做秀才的一些优待。然而，情况没有发生改变，到“科场”、“通海”、“奏销”三案发生，多位亲友受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自己也受到威胁、迫害，有赖在扬州做推官的王士禛致书常州推官毕忠吉予以照抚，方才免于追查。此后，为了寻求个安身立命之所，才认真地去应乡试，乞求相识的朝官提携、援引，个中包含了许多的辛酸、无奈，是不可以用功名利禄心说明得了的。
陈维崧是文学家，以词和骈文成为文学史研究论著中不可不论及的人物。由于他出身于当时文风极盛的江南地区和甚有名望的家族，一生结识的文化人众多，而且多是文学史上往往要论及的大小文学名流。早年师从的陈子龙、侯方域，先于他的文学重镇吴伟业、龚鼎孳，都曾称扬其文才。同辈的诗人朱彝尊、王士禛、施闰章、宋琬、汪琬、杜濬、尤侗，稍后的纳兰性德等，与他都有深浅不同的交往。《年谱》也势所必然但又应当说是甚为用心地，记出陈维崧与他们的关系和交际情况，并且记载得颇为周到、具体，其中就有已往一般研究者习而不察、语焉不详、不甚知其所以然的事情。
与陈维维崧关系最深的是父执冒襄。冒襄笃于与陈贞慧的同志至交之情，邀生存艰难的陈维崧来住家中，八年间照拂周至。陈维崧也是由这位饶有清名的父执的携带，进入了文学圈子，结识了王士禛、龚鼎孳等文学名家，成为了名士。陈维崧不安于长久地依赖这个境况也日益衰落的家庭，欲离去自谋出路，冒襄曾写信给在扬州的王士禛，请其加以劝阻；陈维崧离开冒家后，冒襄还一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