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会遇见许许多多的人，有很想见的，有不想见的，有交情深的，无话不说，有交情浅的，敷衍几问，还有的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甚至装作视而不见擦肩而过。在岁月留痕里，我视为冬日暖阳的，是幸遇五位好友，我身心欢畅。
位是杨俊，我初中的同学，虽不是同坐一条凳子，但彼此相处得很好，放了学，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来我家，下乡支农还睡一个被窝。有时，遇到英语课，我们一起逃课，找张桌子打乒乓球。初中二年半就这么混过去了。后来，他工作去了扬州，我继续念高中，再后来，我下放去了宝应湖农场，直到年知青返城我到江都工作，这时候，我们的接触又多了起来，每逢周日，江都、扬州两地轮流转，更多的是到瘦西湖或江都抽水机站风景地徜徉，拍几张黑白照片，抒发一点豪情壮志。有时候，我们还结伴骑行回高邮，或从高邮骑行回单位。年以后，我调回高邮，我们之间的书信来往开始变得逐年减少，甚至于都懒得动笔了。大前年，同学聚会，我再次见到他，他比年轻时胖了许多，但说话还像从前一样温文尔雅。
第二位是余耕，他父母是城南小学的 教师，他本人读书多、知识博、勤用脑，是高邮中学 的教授语文的班主任老师。在高中阶段，我俩和另一位同学陈勇，曾以同一个“梦”字确立了各自的别名，成为“梦氏”三兄弟，我们希望在逐梦的路上大踏步前行。后来，他两部原创的作品，一是散文《春游瘦西湖》，二是长篇小说《园丁日记》，给我很大的启蒙，我决心向他学习，我觉得我也可以“探探深浅”，至少能够提高自己的写作兴趣。年邮中百年校庆，我的一首征文小诗《致母校》与陆建华先生的文章并展在校园橱窗里，我知道这是余耕对我的鼓励。他还赠送我一本《棒一掬阳光远行》，这是他所教学生的作品集。现在，我们同学聚会时，常能够听到他说教学当中的故事，只是他不再饮酒了。
在宝应湖农场期间，我认识了陈加勤，他是临泽人，县化肥厂职工，是插友唐刚介绍的。那时候的青年人，朋友资源共享。我们一见如故。自打认识后，临泽、高邮、江都、扬州先后留下过我们的激动与振奋。他是文学青年，思维敏捷，才华横溢，说话抑扬顿挫，用词妙语连珠，而且社交面广，还热心助人，对社会丑陋现像疾恶如仇。我们在一起，确有说不完的话题，大事小事总能一唱一和。可惜，他常常抱有怀才不遇之叹。一年，他女儿出生后，问我该起什么名字，我脱口而出:“你不飞她飞！”他立马表示一个惊叹：“想到一块去了！就叫陈飞！”女儿恰如他所愿，学习拔尖，工作的事一步问顶。企业改制转型后，他走过不少的地方，干过不少的行当，我在《也是风景》一文中描述过他。他总是觉得没有遇到“对”的单位和“对”的人，因而常喝闷酒，有时我也陪他一起喝。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54岁那年肝癌夺走了他的生命。
自从我在江都工作，晚上有空常去江都工人文化宫图书室看书看报纸，在这里，我结交到一位，年龄与我相仿，他看文摘类方面的书，并且做摘抄，刚好我坐在他对面，便递过去字条，就这样互相交流起来，他说他姓许名国梁，江都造船厂职工。我们坦诚相待，推心置腹，虽身无长物，但偏爱“庭中望月”。我常到他家去，在他一摞摞的书籍中挑几本借阅，尔后彼此畅所欲言。一度，他将他的表妹介绍与我认识，但没有发展成男女朋友。婚后我调回高邮，仍与许国梁保持联系。年，他来到高邮，是为远房亲戚物色领养一名婴儿，我去福利院找到老同学，促成了这件事。过了 年，他再次来到高邮，调研在高邮开一家火锅店的事，终因那时高邮人对火锅饮食热度不够未能落实。现在，我们已失去联系。我曾经到江都寻找过他，无奈单位改制搬迁，家庭住地变更，“小灵通”手机换了，寻觅不到。其实，真见到他未必有许多话要说，只是想见见他，问他一声好。
第五位是我年认识的——《高邮物业》总编温元祥老师。那一天，他亲自到碧玉名居小区更换读报栏，想不到，咱物业人有自己的报纸和宣传阵地。应派我与温老师有缘，他平易近人，不端架子，视普通保安也是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分子。与温老师交流，我受益非浅。他性格温和，思维缜密，做事精致。我们虽然岁数差不多，可明显地，他的知识和境界，即便我日夜兼程，快马走上三十里，不一定能够追得上。不过，跟在智者身后，享受他人披荊斩棘所馈赠的“通幽路”，也很快乐。对待人事交往，对待生活态度，温老师说过“五个不”——“不着急”、“不生气”、“不求全”、“不乱为”、“不攀比”，令人茅塞顿开，当是我今后生活的努力方向。忽闻道上“踏歌声”，全身暖洋洋。有大家领跑，“不为浮云遮望眼”，“同到牵牛织女家”。
我们认识或遇见的诸多朋友，都是人生旅途中的加油站或望月楼，使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力量走向明天，看到前方的美好。曾经的朋友、现在的朋友当永远记住，帮助过自己提高过自己的人，更不应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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